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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身份的文化戰爭:宗教符號重回舞台中心

    【譯者按】4月12日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日當天,一個涉嫌反猶主義的說唱組合獲得素有「德國格萊美」之稱的回聲音樂獎,引發德國社會的巨大抗議,最終導致該獎被停辦。4月17日,一名男子因為佩戴猶太小圓帽在柏林街頭而遭到三名阿拉伯男子的辱罵和毆打,錄像上傳至網絡後引發德國多地集會。

    自1960年代始,納粹屠猶成為德國文化紀念的中心,對大屠殺的記憶成為現代德國身份的一部分。而近期中歐傳統的反猶主義和穆斯林對猶太人的敵對態度在德國頻現,觸及了德國社會的終極禁忌,也折射出當代德國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

    當代德國大約有2250萬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有移民的血統,擁有約500萬的穆斯林群體,隨着2015年敘利亞難民的進一步湧入,身份認同之間的齟齬愈發凸顯。對於穆斯林移民而言,大屠殺始終是別人犯下的罪行,他們沒有義務紀念,也不理解如此強烈的禁忌意識,他們的文化背景是阿以衝突,而非納粹屠猶。

    六十年代發明的身份政治在今天引發難以馴服的衝突,身份政治的初衷本是期待完全個人的生活方式,最終演變為族群和認同之間的對抗。六十年代世俗化的遺產也逐漸式微,宗教回到舞台的中心,重獲早已喪失的影響力,小圓帽、十字架和頭巾成為一場文化戰爭的象徵。4月24日,巴伐利亞州州長宣布十字架是巴伐利亞歷史文化身份的一種表達,並要求所有州政府大樓入口處懸掛十字架。隨着德國身份的確定性消失,右翼民粹主義和保守勢力開始運用基督教傳統對抗外來的非西方的異質性文化力量,以籠絡選民。

    本文梳理了近期德國的文化戰爭相關的時事,並回溯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遺產與今日事態的關係,試圖在身份認同的迷霧中思考「德國身份」的本質內涵,最終本文仍堅持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表達了對普遍主義的懷疑。本文原載於2018年5月3日德國《明鏡》周刊,作者包括Laura Backes、Jan Fleischhauer、Jan Friedmann、Lothar Gorris、Sebastian Hammelehle和Jérôme Lombard。

    德國身份的文化戰爭:宗教符號重回舞台中心

    社區,一個喚起舒適感和熟悉感的詞語,一個狹小的溫馨區域,或者至少是一個沒有公開衝突的地方。赫爾姆霍爾茨廣場(Helmholtzplatz)是柏林的一個微型社區,也是首都最著名的街區之一,當地人親切地稱它為「赫爾米」(Helmi),它是寬容和國際生活方式的中心,在這裡,英語與德語相匹敵,成為人們最常用的口語。自從前幾年老鼠問題被消除後,世界公民們就能在此徹底安逸地生活,至於困擾其他人類的衝突,他們只能搖搖頭表示無奈。

    這至少持續到了4月17日星期二那個溫暖的春日傍晚。當天晚上,有着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血統的21歲以色列人亞當·阿默什(Adam Armoush)進行了一項大膽的實驗。他最初來自海法(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在德國生活了三年,三個月前搬到柏林學習獸醫。他有許多猶太朋友,但其實並不特別關心中東的敵對現狀。一個熟人送給他一頂猶太小圓帽(kippah,音譯為「基帕」),但警告他在柏林的街道上戴這頂帽子很危險。亞當不以為然。

    於是,他戴着猶太小圓帽和朋友一起出門,向赫爾姆霍爾茨廣場出發。在他快走到廣場時,遇到了三個阿拉伯男子,他們開始侮辱他。阿默什打開了智能手機的攝像頭,而他拍攝的這段錄像如今成為了當代德國的歷史性記錄。

    其中一個男子是19歲的敘利亞人,他開始用皮帶抽打亞當,一遍一遍地大喊:「猶太人,猶太人。」錄像顯示他在亞當身上反覆抽打推搡,鏡頭搖搖晃晃,還能聽到亞當說:「我正在拍你,我正在拍你。」過了一會,另一個人來了,把攻擊者趕走了。然後亞當對他說:「猶太人或者不是猶太人,你必須處理這件事。」這段是視頻的時長只有47秒,但它發布當晚迅速躥紅。47秒的視頻將德國的許多問題——即便不是所有問題——擺上了台面。

    崩塌的絕緣

    長期以來,德國人一直試圖讓自己絕緣於世界其他地區面臨的問題。自2005年以來,選民們反覆推舉一位曾為實現這一願景而付出了艱辛努力的總理,以確保德國在總體上成為「赫爾米」一樣的地方。這個超大規模的社區是如此國際化和自由,甚至在2015年夏天準備好接收近百萬難民。

    但現在,這種絕緣似乎正在崩潰。而宗教,這個在德國早已喪失其重要性的東西,卻重新站到了最前線。宗教又一次在世界上扮演了強力的角色,甚至在德國最田園牧歌的社區中也能感受到。

    結果是,任何關於今日德國的討論都必須將猶太小圓帽、十字架和頭巾納入考慮。乍一看,他們都是宗教的象徵,但如果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會發現它們同樣也是這個國家身份的象徵,或者至少是人們正在尋找的身份。

    許多德國人很難說出這個身份到底有何內涵。德國憲法中規定的價值顯然是其中一部分,但除此之外呢?對垃圾分類的痴迷,就像最近德國難民幫助組織(Pro Asyl)在難民指南中極力宣傳的?還是德國人的守時?抑或是眾所周知的效率?

    絕大多數人可能會同意,對納粹罪行的記憶是德國身份的一部分。大屠殺是德國歷史上的一個污點,而這個國家選擇不對此保持沉默,並使其成為德國文化紀念的中心,這是思想自由的德國喜歡自我標榜的成就。

    對歐洲猶太人的謀殺是終極的禁忌。那些質疑這一禁忌的人超出了社會所能接受的範圍,這也同樣適用於德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縮寫AfD)。另類選擇黨圖林根州分會的負責人約恩·霍肯(Björn Höcke)在2017年1月說,柏林的大屠殺紀念館是一個「恥辱的紀念碑」,並鼓勵德國人減少對戰爭罪行的關注,這對他在該黨內部的聲望造成了永久性的損傷。

    但能否要求外國移民也採納德國文化認同中這一重要因素?畢竟,德國穆斯林移民家庭中的父親跟大屠殺有什麼關係?他何必要送孩子去奧斯維辛集中營參觀?對生活在德國的500萬穆斯林來說,大屠殺是別人犯下的罪行。

    也許亞當·阿默什戴猶太小圓帽上街的行為是幼稚的,也許這只是一個愚蠢的巧合,在柏林的某個地方,一個阿拉伯人僅僅因為另一個人戴了一頂猶太小圓帽就把他誤認為是猶太人。也許你可以把這段視頻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不幸事件。但亞當的47秒最終發展成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充滿暗示的力量——猶太人在柏林的大街上被反猶分子毒打。

    對現代德國的重大打擊

    這47秒是對戰後開明、現代和自由德國的重大打擊。德國猶太人中央理事會主席(Central Council of Jews)主席約瑟夫·舒斯特(Josef Schuster)此後警告人們,不要戴着猶太小圓帽在街上行走,這也是對一個開明國家的重大打擊。

    但這47秒之所以成為對開放和容忍的嚴重打擊,還有另一個原因,因為這段視頻中的年輕人來自敘利亞,2015年作為尋求庇護者浪潮的一分子來到德國。

    赫爾姆霍爾茨廣場攻擊者的名字叫克南·S(Knaan S.)。在事件發生兩天後,他向警方自首,他必須出庭受審。他被指控犯有嚴重的人身傷害和侮辱罪,根據德國法律,這應該受到懲罰。據報道,他的家人有巴勒斯坦血統,克南住在柏林郊區的一家難民旅館,他的臉書資料表明他是單身。他和SV Stern Britz 1889球隊一起踢球。他的臉書封面是柏林勃蘭登堡門前的一場親巴勒斯坦示威遊行,而他個人主頁上有一張年輕人舉着火箭推進榴彈和機關槍的自拍。YouTube上有克南和另一個住在柏林的巴勒斯坦猶太人一起製作的短片,短片試圖向警方解釋發生了什麼,視頻上方的一條文字寫道:「我們並不仇恨猶太人。」但是這段阿拉伯語的視頻並沒有解釋發生了什麼。

    這段47秒的視頻很可能令人深感不安。70年前,德國人把猶太人送上死亡列車,2015年,敘利亞難民坐上了前往德國的自由列車。大多數德國人對他們給予了巨大的歡迎,這可以被視作為納粹祖輩的罪行最後一次贖罪——但現在正在生產出早已不被允許在柏林和德國存在的事物:反猶主義。

    讓事情更令人擔憂的是最近關於德國穆斯林反猶主義的大量報道。有報道稱,一些猶太學生在柏林幾所學校受到欺負。然後是4月中旬的大規模醜聞,素有「德國格萊美」之稱的回聲音樂獎(the Echo Award)頒給了歌曲中包含反猶歌詞的說唱歌手高里加(Kollegah)和法里德·邦(Farid Bang)。在兩周內,憤怒的情緒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回聲獎被完全停辦。

    德國的形勢變得複雜起來。以前的確定性正在消失,舊的戰爭正在重啟。例如,在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索德(Markus Soder)的內閣最近採取行動,要求在每個州政府大樓的入口處展示十字架。在4月24日的內閣會議之後,這位巴伐利亞州州長自己邁出了第一步,在州的首府大廈的接待處安裝了一個十字架,攝像機拍攝了這一事件。在政府大樓里,十字架與藍白相間的巴伐利亞州旗保持着相近的地位。內閣的決定宣布,這是巴伐利亞歷史文化身份的一種表達,是「基督教-西方文化遺產的基本象徵」。索德說,這不是一個「宗教象徵」,更多與「人們保持自己身份的渴望」有關。

    文化戰爭

    索德領導的基督教社會聯盟是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領導的巴伐利亞姊妹黨,它一再強調,它更多將十字架視為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象徵,而非宗教象徵。1983年,為了支持新當選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回歸保守的價值觀和道德的運動,基社盟的內政部長弗里德里希·齊默爾曼(Friedrich Zimmermann)親自出面干預,削減了一部被視為褻瀆神明的電影的政府補貼。在電影的一個場景中,導演兼演員赫伯特·阿克特恩布希(Herbert Achternbusch)扮演的耶穌從十字架上爬下來,要求被給予「狗屎」。

    儘管這一場景褻瀆神明幾乎是沒有疑義的,但當時齊默爾曼的行為卻是一場充滿侵略性的文化戰爭的表現,它成為了激烈辯論的主題,知識分子將其視作反動倒退。但齊默爾曼的舉動得到了天主教會的支持,包括後來成為教皇的約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

    同年,巴伐利亞州政府再次將耶穌受難像用於政治象徵,下令在公立學校的每一間教室里懸掛十字架。不過在一群父母提出質疑後,德國最高法院最終裁定,該規定是違憲的。

    在這裡,索德將基督教十字架用於政治象徵,這一事實當然可以歸結為傳統。皮短褲、發泡啤酒、oom-pah-pah樂隊、十字架:這些不都是巴伐利亞的一部分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然而,索德的提議也是一種試圖討好極右勢力的嘗試,在這場為西方而戰的鬥爭中,它嚴重依賴於基督教文化的象徵和傳統——或者至少是它認為的西方的象徵。在這場戰役中特別活躍的是艾里卡·斯坦巴赫(Erika Steinbach),她因擔任德國「被驅逐者」聯盟的主席而出名,所謂的「被驅逐者」指的是二戰後被東歐地區驅逐出境的德意志民族定居者。斯坦巴赫是默克爾的基民盟的成員,但今天她被認為與另類選擇黨關係密切,儘管她不是正式成員。斯坦巴赫在推特上抱怨說,大型百貨連鎖店銷售的巧克力復活節兔子在收據上被稱為「傳統兔子」。她曾哀嘆在,石勒蘇格-荷爾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埃爾姆肖爾(Elmshorn)的聖誕市場現在被稱為「燈節」。事實上,網絡上對聖誕市場的憤怒正在病毒式傳播,埃爾姆肖爾市長收到幾十封仇恨郵件——其中一些人憂慮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燈節」宣傳材料上的小天使是個黑人。

    當然,一個人可以簡單地將這些愚蠢行為付之一笑。但是這些運動背後有一個體系。在法國,斯坦巴赫式的十字軍東征將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推為主流政黨,因為它試圖在聖誕節宣傳傳統的基督誕生形象,並公開表示對學校食堂里沒有豬肉的現象感到憤怒。

    乍一看,這些似乎都與實際的十字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裡的利害關係比正確的信仰更重要。小圓帽、十字架和頭巾是一場文化戰爭的象徵,它標示一個社會的身份——就像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這一身份在近幾十年在德國發生了同樣的變化。德國大約有2250萬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擁有移民的血統。現在我們發現自己在努力確定我們是誰,我們曾經是誰,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在擔任內政部長期間,托馬斯·德·邁齊埃(Thomas de Maiziere)對「我們不想變成什麼」這一問題有着相當清晰的認識。2017年,在定義德國的主流文化(Leitkultur)的辯論中,他為《星期日圖片報》(the Bild am Sonntag)撰寫的專欄文章中提到:「我們不是布卡(伊斯蘭國家婦女穿的蒙面長袍)。」很容易將德·邁齊埃的主張斥為民粹主義,也可以說他試圖挖走另類選擇黨的選票。也許這就是他的目的。

    「我們時代的法西斯主義」

    但關於布卡的議題還要稍微複雜一點。一方面,它是伊斯蘭的象徵;另一方面,它與開明的西方女權主義觀點相衝突。布卡和頭巾等同於宗教符號嗎?還是說,它們只是前現代的狹隘的父權制的遺物?如果一個女人穿什麼出於她的自由意志,那麼年輕的女權主義者不會天然反對頭巾,但一些更加傳統的女權主義者,比如德國最著名的女權主義者艾麗斯·施瓦澤(Alice Schwarzer)已經提出公然的反對。2015年新年前夕,科隆發生了大規模性犯罪,施瓦澤甚至還說,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將暴力侵害婦女正當化。她還將伊斯蘭主義描述為「我們時代的法西斯主義」。

    一般而言,德國人在指責其他文化、宗教或國家是法西斯之前,應該三思而後行。但政治伊斯蘭的歷史也是鎮壓的歷史之一。保守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復興始於1979年的伊朗革命,接着1989年的法特瓦(fatwa,伊斯蘭宗教命令)要求追殺《撒旦詩篇》作者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這本書褻瀆神明嗎?現代性的中心成就之一就是褻瀆必須被容忍。

    1751年,巴伐利亞州的法條仍規定將屢教不改的異端分子斬首。而在那以後,巴伐利亞已經取得了進步,但並不是所有的穆斯林國家都取得了這樣的進步。

    頭巾是這種形式的伊斯蘭教的準確象徵嗎?或者它更像是一種仇外心理的晴雨表?富爾薩(Forsa)民調機構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之一的德國人認同伊斯蘭教是「令人畏懼的」。2010年,整整73%的德國人認為伊斯蘭教與西方世界格格不入。曾在默克爾內閣中擔任德國內政部長的基社盟領導人霍斯特·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今年3月表示,居住在該國的500萬穆斯林教徒屬於德國,但伊斯蘭教並不屬於。這是他出任內政部長後所講的第一件事,而默克爾很快就反駁了他。她說,穆斯林屬於德國,伊斯蘭教亦然。

    現代版本的德國已經歷經了將近整整50年的時間,這個正在與自己的身份進行鬥爭的國家於1968年4月和5月建立。4月11日,左翼學生抗議領袖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柏林街頭被槍殺,就在此前不久,通俗報紙《圖片報》(Bild)向讀者呼籲:「立即停止對年輕左翼分子的恐怖!」當年的復活節爆發了柏林的街頭衝突,國家在5月下旬進入緊急狀態,著名學生抗議組織「議會外反對派」(Ausserparliamentarische Opposition,縮寫APO)將這一舉動與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獨裁政權的授權法案相提並論。

    這是一場兒女針對他們父母的起義,一場針對德國納粹的文化反叛,反對社會的狹隘和不開放。1968年的運動也犯了很多錯誤,包括極端邊緣地帶的恐怖主義,以及許多原教旨主義形式的共產主義傾向。

    今日德國的基石

    然而,今天德國的基石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奠定的。一個致力於反法西斯主義、與以色列和猶太人團結友好的民主自由國家,一個爭取平等權利的、尋求保護少數民族的國家,就像它試圖保護環境一樣,一個想要和平和行善的國家,基本上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國家。

    如果沒有那些之前所有的歷史性年份,1933年和1945年,納粹罪行和大屠殺,歷史性的1968年可能永遠不會到來。如果沒有對幾個世紀以來反猶主義大屠殺的明確承認,那麼今天人們就不會那麼確信地談論猶太-基督教文化。的確,那些談論歐洲猶太-基督教傳統的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把猶太教排除在歐洲文明的歷史之外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

    二戰中對歐洲猶太人的系統性屠殺被認為對1968年的事態發展是決定性的。在1963年法蘭克福開始的奧斯威辛審判期間,廣大公眾首次面對大屠殺期間犯下的滔罪罪行。審判的結果之一是,大量年輕的德國人第一次認真地看待這些罪行——他們中的許多人得出的結論是,資產階級與納粹結盟。

    他們對所有年長的權貴都失去了尊敬。畢竟,教皇對希特勒的罪行保持沉默。戰後的西德在基民盟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領導下深受天主教和家長制影響。當時,教會在大多數時候都非常保守,但隨着1968年的自由化運動的開展,教會的影響開始退潮。而今天,許多新教地區教會,甚至是天主教的主教教區重新回到中心,就像默克爾領導下的基民盟一樣。

    1968年最終取得了勝利。默克爾成為德國首位女性政府首腦,為同性婚姻掃清了道路。2015年,默克爾也從布達佩斯接收了大量難民。最近一期《經濟學人》的標題是「酷德國」(Cool Germany),儘管在同一周,高里加獲得了回聲音樂獎。該雜誌寫道,德國已經變得如此開放和多樣化,經濟成功,政治穩定,它可以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榜樣。這種描述過於誘人而讓人不敢相信。

    在最新出版的關於1968年遺產的著作中,定居慕尼黑的社會學家阿明·納斯西(Armin Nassehi)寫道,除了對德國歷史的持續反思,和廣泛認識大屠殺對當今德國的到的影響外,今天的流行文化是當年的第三大遺產,尤其是它所提供的美學意蘊,使我們在保持進步和反文化的同時,減輕了我們不斷反思的負擔。更簡單地說:如果你聽流行音樂,你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需要想太多。

    沒有天堂

    高里加和法里德·邦獲回聲音樂獎,很難用一個更簡明的方法來描述這一醜聞背後的困境。

    1992年,回聲音樂獎第一次頒發,德國唱片業協會想要推廣「德國音樂」,當時頒給了赫伯特·格隆邁耶(Herbert Grönemeyer)和蠍子樂隊(the Scorpions),還有名氣不太大的歌手佩·維爾納(Pe Werner)。26年後,兩個名叫高里加和法里德·邦的說唱歌手獲得了這一獎項,這與1968年開始的德國社會自由化有很大的關係。這個國家是文化多元的。然而,與許多1968年和後來的綠黨的夢想相悖,這個文化多元的國家並不是天堂。在這個國家,民族認同的衝突也延伸到了流行音樂的世界。它也是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衝突的溫床——這些衝突由中東進口。

    法里德·邦把他的身體與「奧斯威辛囚犯」進行比較,這是一個明顯的污點。然而,高里加在一段音樂視頻中展現了一個戴着大衛之星的惡魔僕從,卻更明顯地落入了反猶主義的範疇。在這個案例中,進口的穆斯林反猶主義與中歐傳統的反猶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同。

    曾經有一段時間,十字架只是流行世俗世界中的時尚配飾。但是,關於身份的鬥爭早已進入流行音樂的文化。

    在新德國誕生50年後,這個國家的環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主流文化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懷疑。這些懷疑來自那些要求回歸基督教價值觀的政客們;這些懷疑來自穆斯林移民的後果,這最終會摧毀德國社會整合他們的能力;這些懷疑來自民粹主義者和另類選擇黨,他們更願意忘掉納粹統治下的12年;這些懷疑來自過去的惡魔,如今它們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這些懷疑來自全球性的獨裁回歸及其普遍主義衝動;這些懷疑來自最近幾周引發的震驚,一個想要在猶太人和穆斯林移民身上做得盡善盡美的國家,只能被迫認識到,它所渴望的那種完美的世界其實並不存在。

    什麼讓我們站在一起?

    問題不僅在於,普遍主義的邏輯是達到了極限,問題還是1968年一代人發明的身份認同政治,它突然引發難以馴服的衝突。享受完全個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權利以及受保護的期望,不應該僅僅適用於柏林的心臟地帶,而且也必須有效適用於那些留在薩克森州村莊裡的人,那裡沒有所謂的性別流體(gender fluid),薩克森方言是唯一的日常口語,大多數居民把票投給另類右翼黨。

    那麼,什麼是屬於德國呢?是什麼讓我們站在一起?無神論者和猶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左翼和右翼,西和東,巴伐利亞人和薩克森人,城市居民和村民。誰來做決定誰屬於德國,基於什麼標準?德國的反猶分子屬於德國嗎?另類選擇黨的政客呢?把女人叫做「婊子」的大男子饒舌歌手?還是堅持自己與大屠殺無關的穆斯林移民?或者在反默克爾示威遊行中高呼「抵抗!抵抗!」的天主教原教旨主義者?我們可能不得不忍受以上所有。畢竟,不同的觀點是可以接受的。十字架、頭巾和猶太小圓帽,應該可以隨時隨地地展示而無後顧之憂,在柏林的市中心,在嘻哈音樂會上,在巴伐利亞州首府大廈里。他們都是我們自由民主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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