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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苛責柳傳志,中國創新落後源自研發投結構扭曲

    何必苛責柳傳志,中國創新落後源自研發投結構扭曲

    文/江大橋

    來源:榮大一姐

    昨天,柳傳志在聯想內部講話,回應關於3GPP投票事件,像是發了一篇大字報:回憶創業時艱,白手起家,在外敵環伺的時候,扛起民族工業大旗,強調聯想投票顧大局、識大體,犧牲自我,支持了華為,連任正非都感激聯想,輿論想把「賣國的帽子扣在聯想身上」,絕對不能接受。

    聯想和華為從來都是被放在一起比較的企業,聯想的「貿工技」 和華為「技工貿」代表了中國科技企業在發展的兩條典型路線。

    近年來,聯想發展停滯,轉型失敗,手機等新業務毫無亮點可言,死死地抓着萎縮的 PC 業務不放,市值蒸發60%,被踢出恒生指數,輿論怒其不爭,指責楊元慶

    「用榔頭都敲不醒」。

    華為則是另一番光景,平均每年10-15%研發投入,2017年,投入879億,全球僅次於亞馬遜和谷歌。高投入帶來了高回報,銷售6000多億,手機全球份額10%, 國內第一,24%,任正非作為典型,2016年被請入國家科技創新大會作報告。

    市場變幻莫測,兩條路本是企業家基於自身條件,因時因地,做出的選擇與判斷,結果不可預料,只有企業家自擔風險。若是成了,自然是鮮花和掌聲;若是敗了,也只能自嘗苦果。

    但是,中美貿易風雲變幻,中興的芯片事件讓國人突然意識到創新能力短板。經濟問題被泛政治化和道德化解讀。此時,兩年前的3GPP投票事件被人挖出, 一時間,輿論沸騰,聯想的「貿工技」模式不僅被解讀為「買辦」模式,投票反對華為更被解讀為賣國。

    中國創新落後的鍋,不完全要由企業來背。

    一般來說,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是和研發強度相關,即 R&D,也就是所謂的研發投入經費和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之比。OECD 等創新型國家的發展在科技研發的投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R&D 強度從0到1%,這個階段較為緩慢;第二個階段,從1%到2%較快,被稱為科技起飛;第三個階段,R&D強度是進本穩定到2%~3%。

    其中,第二個階段較為關鍵,被稱之為科技起飛階段,R&D 強度在2%基本可以稱之為創新型國家。各個主要創新型國家跨越這個時間不盡相同,基本是在10年左右,日本最長19年,韓國最短5年。中國並不算慢,1997年研發強度為0.56%,開始起飛,2002年達到1%,進入第二階段,2013年,R&D 強度為2%,11年完成科技起飛階段。

    但是,從結構主體來看,中國的研發投入主體極不正常。一般來講,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都是由政府承擔大部分科研投入,然後再是政府和企業並行,最後企業占主導。

    以美國為例,1950年, 美國R&D強度達 1.0%,此後20年,投入比例一直超過50%, R&D經費來源主體,1981-1990年,雖然企業開始超過政府投資,但是差距並不大,處於並行狀態。其他OECD創新型國家,也基本保持此類情況。

    但是,從1997年開始,企業的研發投入就是超過政府投入。這只能解釋為政府在研發投入上嚴重滯後。以2004年為例,政府投資只有26.6%,到2006年,居然還降到24.7%。

    研發投資主體畸形後果是嚴重的。研發一共分為三類,基礎研發,應用研發和實驗發展研究。基礎研究是一種理論性和實驗性的研究;應用研究是為了獲取特定知識進行的研究;試驗發展研究是利用知識生產產品所做的研究。

    由於中國企業是研發投入的主體,只能盈利為導向,所以在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上的不足。 2000-2010年為例,中國基礎研究占比為4.6-5.7%,應用研究為11-20%,試驗發展為74-84%, 而美國三項為17%~19%、17%~22 、60%~63%。

    特別是在基礎研究上,美國的百分比是中國的3-4倍,而基礎研究是的科學研發的重頭戲,但是由於不能直接獲利,所以投資主體應當是主要是政府,但是由於中國政府的缺位,基礎研究的投入一直不大。

    中國官產學研發支出還有一個特點,本應在基礎研發中做為主體的高校的存在感較弱。由於計劃經濟的原因,在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和俄國,政府科研機構的研發支出是超過高校的,更要命的是,高校中基礎研究的比例還是偏低。2012年,中國高校 R&D 研發支出在基礎研究上竟然只有35.3%,而美國高校一直在70%以上。

    中國創新能力不足,並不是企業的問題,而是研發投結構扭曲的結果,其本質是政府在基礎性研究生投資的缺位所導致的。

    一味的苛責中國企業進行研發投入是無意義的,華為能夠憑藉研發和創新,脫穎而出當然是好事,但強行以愛國之名干涉企業家決策,恐怕只能徒增經營風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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