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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世說新語》的對話智慧

    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世說新語》的對話智慧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袁濟喜 本網記者 張雨楠/攝

    《世說新語》是南朝劉宋政權臨川王劉義慶所編著的一部筆記小品,記載了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的名士軼事。正始玄學與東晉玄談學是其中的精彩部分。通過這些資料,可見當時許多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的情形。一般說來,正始年代的玄學受政治的影響甚大,而東晉之後的玄學則趨於清談性質。清談是思想對話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與平台。通過清談,思想對話加以碰撞,火花得以飛濺。曹道衡先生在《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一書中曾指出:「談玄已經成為一種習尚,成了士大夫們身份的一種象徵。人們在各種交際場合都少不了它,士族們相見,交談的主要內容是玄理,作詩唱和的內容也是玄理」。士大夫在圍繞玄學命題進行清談論辯的同時,自然而然地要涉及文藝作品,形成對於作品的批評與議論。文藝創作與山水賞會一樣,成了清談思辨與感悟天道人生的對象。中國古代類似於古代希臘的那種辯論術,只有到了這一階段才趨於成熟,留下了許多關於清談析理之美與風流之美的資料。《世說新語》這部筆記的成因本身,就是編者心儀此種風流之美編著而成的。

    一、清談對話與名士品格

    在《世說新語》記載栩栩如生的名士論辯與清談資料中,我們至今可以感受到漢魏兩晉人們通過清談促進對話、解放思想的情境。孔子說過一段著名的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但是在思想領域中,兩漢的儒家很難做到。倒是在魏晉玄學中,我們看到了這種因為思想對話而形成了「和而不同」的風範氣度。美學家宗白華先生《美學散步》中有一篇《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談與析理》一文對於清談這樣評價道:「被後世詬病的魏晉人的清談,本是產生於探求玄理的動機。王導稱之為『共談析理』。嵇康《琴賦》里說:『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析理』須有邏輯的頭腦,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熱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1]宗白華先生對於清談與王弼給予很高的評價。

    中國古代的思想與學術,在兩漢大一統封建專制統治漫長的壓抑環境下,皇權至尊,士人受壓,出現了與先秦百家爭鳴相比有所倒退的局面。兩漢時的揚雄與東方朔,對於士人自身命運與思想自由的喪失有所反思與批判。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使獨語成了惟一的思維方式。儒生們在皓首窮經的過程中,思想缺少創新與交流,隨之出現經學的黨同門而妒道真。

    到了魏晉時代,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在《世說新語·文學》類中,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對話與清談來促進思想的成長是一種時尚。見善思齊、和而不同的心態與行止隨處可見:

    何宴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宴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這裡記載的是王弼與何晏的故事。何晏在當時有權勢,重玄才,名望遠遠大於王弼。但在一次玄談聚會上,他見到年少的王弼之後,讓他與理勝者辨理。王弼果然名不虛傳,輕而易舉地戰勝了一座之人,而且自為主客,即自己設論加以辯駁數番,為一座之人所不能及。於是一座之人傾心感佩,何晏也不得不服。這則記載從一個側面看出當時人對於清談人物惟賢是舉、見賢思齊的風氣與心態。

    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世說新語》的對話智慧

    正是這種惟賢是舉、不拘資歷的風尚,使得當時那些神童般的玄學天才,如王弼、衛玠等人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引領玄學清談的新銳,這些人往往也因為玄思與清談過度而早逝。在《世說新語·文學》類中,還有兩條關於何晏與王弼的記載: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何宴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劉孝標在第一條記載的注中引《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何晏注釋《老子》之後,見到王弼的註解在感悟方面勝過自己,於是心悅誠服,感嘆王弼對於天人之學是真正有所體會與創見的。

    何晏對王弼的嘆語是「可與言天人之際」,意思是指與王弼可以重新討論天人之學,而這種對話與討論是新思想賴以形成的前提,正始玄學正是依託此而生成的。中國哲學的中心問題也可以說是天人之學,孔老儒道的根本差異與相互會通的地方,也可以說表現在這方面。何晏之所以說可以與王弼討論天人之學,是指王弼重新開始了對於天人之學這一古老命題的討論,賦予這一古老的哲學題目以全新的思路,從而盪開了思想與學術的心扉。

    二、對話智慧與文思開啟

    《世說新語》中的對話智慧,對於文藝評論有着直接的促進作用。譬如,謝安是東晉名士的領導人物,他在高卧東山,隱居不出時,以教育家族子弟為樂趣。《世說新語·文學》記錄: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

    《世說新語》中這段記載,饒有趣味地記載了謝安與同族子弟關於品評《詩經》的對話,因為對話而使意蘊得到彰顯。《世說新語·言語》中還記載: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 :「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 :「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 :「未若柳絮因風起 。」公大笑樂。

    冬季的一天,謝安與子弟們一起會聚,討論做詩的道理。此時正好天空下起了大雪,謝安不禁為雪景所動,就問子侄輩們:「白雪紛紛何所似?」侄子謝朗應對曰:「撒鹽空中差可擬。」侄女謝道韞卻說:「未若柳絮應風起。」謝安聽後不禁呵呵大笑。余嘉錫先生評論道:」二句雖各有謂,而風調自以道韞為優。」(《世說新語箋疏·言語》)大約謝安覺得謝朗的比喻太過直露,不如謝道韞這位才女的比方來得風流瀟洒。

    魏晉時代的文藝創作與批評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風采。例如: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世說新語·企羨》)

    或問顧長康 :「《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 (《世說新語·文學》)

    王羲之聽說別人以他的蘭亭集序比方西晉文士石崇的金谷詩序,又以他的書法才華比方石崇的文才,甚為高興。劉孝標註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而殷浩的贊評,更是指出王羲之卓爾不群的人品與書品價值。當然,從今天來看,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成就遠遠超過《金谷詩序》,王羲之的人品也是石崇無法企及的,但是王羲之仍然欣喜不已,這是因為當時石崇的名氣很大,而自己能與其相媲美就感到很高興了。顧愷之也擅長詩賦,他以自己創作的《箏賦》為貴,當有人將其與嵇康的名作琴賦相比,他毫不相讓,認為《箏賦》以高奇見貴,不亞於嵇康的《琴賦》。與此同時,魏晉文士對於以摹仿為能事的漢魏大賦是不以為然的,孫綽批評東漢張衡的《二京賦》與西晉左思的《三都賦》僅僅是五經鼓吹: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世說新語·文學》)

    這段評論說的是孫綽對於左思與張衡的《三都賦》與《二京賦》的批評,認為這些作品儘管名氣很大,但實質上不過是五經之這鼓吹,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劉孝標於此則下注曰「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相反對於當時的名士的創作,卻大膽予以很高的評價,體現出魏晉六朝人進行文藝批評時不薄古人愛今人的歷史觀。《世說新語·文學》還記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諡議「此是安石碎金。」

    第一則故事說的是孫綽對於西晉兩大著名文士陸機與潘岳的作品的評價,讚揚潘岳的文章處處可觀,而陸機則要披沙揀金,顯然潘文勝於陸文。第二則記載的是東晉簡文帝對於玄學家許詢五言詩的妙絕時人。劉孝標註引《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這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對於許詢的詩歌作了高度評價。從現在看來,許詢之詩屬於玄學詩,未必勝過前人,但當時人卻是這樣認為的。第三則是桓玄評論謝安為簡文帝所寫諡文,其中「碎金」一語則為讚美之語。

    這種通過對話的形式向子弟進行教育,相對於兩漢的家庭教育方式要更為寬鬆一些。中國古代詩話也因此受到影響,在《詩品》中對於人物與作品的品評也還是作者自己的批評與獨語的方式,只有在《世說新語》中,採用了自由隨意的對話方式來進行,從而啟導了後世《六一詩話》那樣對話體的作品。這種對話首先在評論古人作品中體現出來: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言語》)

    王孝伯在京城中因服食五食散後而行散發藥,至弟弟王睹門前,突然向弟弟詢問古詩十九首中哪一句最好,王睹一時沒想出來,而王孝伯則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認為這句最好,因為其中符合魏晉人的人生如寄的生命悲劇意蘊。一問一答,極為生動地展現出魏晉人解讀古詩時即興感受,緊扣生命的特點。

    《世說新語》的對話與文藝批評,其實也是後世詩話之先導。一般認為,鍾嶸《詩品》和北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中國古代詩話的開端,但其實作為文藝批評的重要形態,詩話在《世說新語》中比諸鍾嶸《詩品》得到更完備的展現。今人有鑒於此,專門編選了魏晉南北朝詩話,將詩話向前推進到六朝時代,而且不止於鍾嶸《詩品》,今人蕭華榮先生所編《魏晉南北朝詩話》(齊魯書社1986年版),就收錄有《世說新語》中的許多內容。近世以來,隨着六朝思想文化為人所重視與肯定,學界對於《世說新語》在思想史與美學史的作用開始重視,魯迅、宗白華等人在他們的著論中對於《世說新語》多所肯定,特別是宗白華先生髮表於20個世紀40年代的《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對於20紀80年代的人文學術思潮產生了極大的感召力量,延及文藝批評領域,產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注釋:

    [1]《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頁。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原標題:《世說新語》的對話智慧與文藝批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袁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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