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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第一人稱——郭德綱 《過得剛好》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聲窩子,我是在天津學藝長大的,後來來到北京發展。我離開天津移居北京是在1995年。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我父親是警察,我母親是老師。我小時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區,附近有很多劇場、茶館什麼的。我父親有時候要執勤,就把我放在劇場裡,時間長了就對相聲產生了興趣。第一次說相聲是九歲左右,就是說着玩。那時候還喜歡掛着鬍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頭秧子」。

    我天生對舞台就沒有恐懼感。

    我沒有別的愛好,唯一的愛好就是相聲,因此,從小就跟同齡人玩不到一塊兒去。直到今天,我不會抽煙、不會喝酒、不會打撲克、不會跳舞,也沒有應酬。台上說相聲,台下琢磨相聲。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對相聲的感情是我從小培養起來的,天津的氛圍很好。我為了這行拋家舍業,受了這麼多年的罪,相聲對我來說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聲當個手藝,養家糊口,跟剃頭、修腳、賣包子一樣;有人當是玩具,玩會兒就擱下,可玩可不玩。但對我來說,這就是我的命。

    第一次進北京是在1988年,當時我是在全國總工會文工團,那時候根本什麼都不懂,就跟着混。當時腦子裡也常想,我什麼時候能當上相聲大腕兒?這是那時的真實想法。

    那一年,我十六歲,待了兩三年,因為種種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節,我碰到了當年全總文工團的老團長。跟老團長吃飯的時候,他一臉愧疚,再三敬酒。

    我跟老團長說,您不用這樣,我當年確實一文不值。這不是謙虛,回想當初,我只是比不會說相聲的好那麼一點點,離開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進北京。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1994年,第二次進北京,漫無目的,到處瞎撞,也沒有什麼頭緒,待了十幾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宮大戲院看演出,之後從戲院出來,晚上十一點多順着長安街由西往東走,一直走到了前門大柵欄。

    當時我還穿着雙很新的鞋,不適合步行,腳後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乾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終於走到一個小旅館,在那兒住下來,一晚上十八塊錢。那旅館的屋很破,屋裡面還有樹,就跟貧嘴張大民家的樹似的。裡面住着的幾個人都是小商販,有很刺鼻的一股腳臭味兒。我在那兒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買了張票回天津了。第二次進北京,也以失敗告終。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

    當時進北京的時候很急功近利,要當大腕兒,想一場掙好多錢,發財。只不過來了之後,現實把我敲醒了。

    剛到北京的時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邊的一間小平房。屋裡只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那時候寫東西就是拿一馬扎坐在床邊趴着寫。那時候覺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張桌子。後來住過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興……哪裡便宜就去哪裡,經常沒錢交房租。

    有一段時間住在通縣北楊窪的一個小區,交不起房租,房東在外邊咣咣砸門,連踢門帶罵街,我躲在屋裡不敢出聲。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那時候,我自製了一種能頂餓的食譜:到市場買一捆大蔥,再買點兒掛麵,然後用鍋燒點兒水煮麵,等麵條都煮爛了,成了一鍋糊糊了,再往裡面放點兒大醬,這就做完了。以後每天把這鍋糊糊熱一熱,拿蔥就着吃。

    我挺樂:不僅吃到了維生素——大蔥,也補充了碳水化合物——麵條。

    那時候,在蒲黃榆有個小評劇團,劇場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兩張席夢思床那麼大,我去了,答應一個月給我一千塊錢。唱了倆月,一分錢沒給。這時候你要是不唱了,這錢就拿不回來了。

    當時,我住在大興黃村,騎個破自行車,車胎上有個眼兒,捨不得補,這一趟打三回氣才能堅持到。後來沒法騎了,就坐公共汽車。

    終於有一天,散了夜戲之後沒有公交車了,只能走着回家。

    路過西紅門,當時沒有高速路,都是大橋,橋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橋上面。橋上面走大車,我只能走旁邊的馬路牙子,不到一尺寬。

    我扶着欄杆,借着車的光亮往前走,身邊是一輛接着一輛的大車呼嘯而過。站在橋上,抬頭一看,幾點寒星,殘月高懸。

    想到自己這些年的坎坷和艱辛,我鼻子一酸,眼淚就下來了,嘩嘩的,一邊哭一邊給自己打氣:「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從來沒哭過,這是僅有的一次。那時候,看不見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當時我就想,郭德綱,你記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遠的資本,你必須成功。東風常向北,北風也有轉南時,瓦片尚有翻身日,何況我郭德綱呢。我這個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臨險境,多少次一點兒轍都沒有,我都咬牙挺過來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誰也害不了我。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某電視台錄製一個節目,攝影師跟我說:「我跟你說點事兒。」我說:「什麼事兒?」他說:「相聲要死了你承認不?」我說:「我不承認啊!」他說:「你證明給我看。」我說:「我證明不了給你看。但凡有能力,還來做綜藝節目啊?」那時候我也很納悶,怎麼辦呢?難道這門藝術真的就沒有人願意聽了嗎?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路過南城的一個茶館,看見一幫孩子在茶館裡說相聲,說着玩兒。我坐在那要了一壺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這個來的,從小學的也是相聲,現如今我因為相聲困在北京了。看見他們說相聲,心裡不是滋味。

    總去聽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時候他們問我是幹嗎的,我說我也是說相聲的,他們就讓我也說一段。說了一段,打那兒起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其實那茶館也不掙錢,在牆上貼了一張紙,聽相聲、聽評書兩塊錢一位。那段時間,對我後來把相聲帶回劇場起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作用。

    剛回到劇場的時候,觀眾不熟悉,我就立了一個規矩,只來一位觀眾也得說。有一天,能容兩三百人的劇場真的只來了一位觀眾,開場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劉寶瑞先生的親傳弟子,說一個單口相聲,台上一個人台下一個人。說到半截,台下的觀眾手機響了,老先生停下來看着他不說話,他也不好意思,接起來說兩句就掛了,繼續聽老先生說相聲。

    到我上場的時候,我指着他說,你要好好聽相聲,上廁所必須跟我打招呼,今天動起手來你跑不了,我後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說這個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時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在廣德樓演出,寒冬臘月,大雪紛飛,大柵欄里連條狗都沒有。下午場散了,賣了十幾張票,把票錢拿過來,我從口袋裡拿出自己的錢放到一塊兒,給大夥買盒飯。

    吃完盒飯,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門口,呱唧,呱唧,呱唧,聽相聲了。頂着風,頂着雪,站在那兒喊,拉觀眾。真的有一兩個人進來了,趕緊有人往後台跑,穿大褂上台說相聲。我願意幹這個,所以,我不覺得苦。

    我也想找別人跟我一塊兒干。但是誰會跟我一塊兒干呢,這是一個不賺錢的事情。這個過程當中,有人來了兩天就走了,有人因為不賺錢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堅持了下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走了穿紅的來了掛綠的。

    從1995年開始我就在茶館裡說相聲,可稱任重道遠。

    我們的宗旨就是:相聲必須先繼承傳統,然後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作。

    其實傳統相聲沒有一天不在創新,可我們的很多演員無知,覺得傳統相聲很陳舊,不值得一用。

    事實是,從清末到現在,老先生們已經把中國語言中能夠構成包袱、構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煉出來了,現在無論多新的相聲,包袱也都是舊相聲里有的,只不過他們不承認。所以我們先繼承,再發展,兩條腿走路。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相聲回劇場還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節目都伸得開腰。這條路一走就是十幾年,當初我不知道今天會這麼火爆,當初也沒有想過堅持下來會怎麼怎麼樣,就是一條道走到黑,小車不倒只管推。剛回劇場,那時候有人看就好,當然也有火爆的時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現在,場場爆滿。劇場裡面坐六百人,外面還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聽你說相聲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時候我就沒指着說相聲掙錢,就是想盡一個相聲演員的良心和責任。我能多拉攏一位觀眾是一位,能多搶救一個活兒就是一個。當時就抱着這目的。能走到今天說明我們的道路是選對了,說明這十多年來我們的功夫沒有白下。

    從2006年春節開始,不斷有專家出來表態,郭德綱即將過氣。有人說我2月份就會下去了,後來又改口說4月份,接着又說是勞動節,沒幾天又表態說兒童節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齒地說:「郭德綱就是一個泡沫,沒幾天就完了。」聽說他算出來的日子是當年的8月份。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當年,相聲界普遍認為,我應該在國慶節左右就滅亡了。他們沒想到的是,我一路走來,越來越好。那年,我們搞了一個北京德雲社十周年大型慶典活動,無論在電視台的收視率還是現場的賣票情況,都非常不錯,我辜負了他們的期望。

    2006年春節,無數媒體的力量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綱。我必須承認媒體的力量,但是我想說的是,單憑媒體的力量也不能讓那麼多人那麼長時間喜歡我的作品。因為在我的背後,其實是「傳統文化」四個字支撐着我一路走來。

    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回頭看我得感謝那段歲月。想當初是真沒轍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身無分文,舉目無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

    窮人站在十字街頭耍十把鋼鈎,鈎不着親人骨肉;有錢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槍棍棒,打不散無義賓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槍翻江倒海,抵擋不住饑寒窮三個字。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又何況一幫說相聲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終於我們也看見了花團錦簇,我們也知道了燈彩佳話。

    那一夜,我也曾夢見百萬雄兵。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2010年,德雲社出了一點兒小小的狀況,讓同行們樂得都不行了。北京的同行借錢買韭菜包餃子,天津同行包苣蕒菜餃子。

    其實,從德雲社創辦至今,大部分同行都希望我們毀掉。北京相聲界曾經有人說過這麼一段話:「在郭德綱之前,我們可以很安靜地安樂死,可以很舒服地混到死,但是他出現之後,打亂了我們的正常生活,我們在台上再說十分鐘的相聲,觀眾不認可,他讓觀眾知道了什麼是相聲,我們怎麼辦?」

    我們在2005年剛火起來的時候,相聲界甚至有人希望組織一次遊行,建議有關方面封殺我們。這一切只是因為我觸動了某個利益集團。

    經過十年浩劫,我們很多老藝人都去世了,相聲的傳授斷檔了。我曾經統計過,我們百分之八十五的相聲藝人在三十歲之前都是從事其他行業的,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轉到這個行業來的。

    他們表演個節目、錄個晚會沒有問題,但和賣票演出是兩回事,那個需要真東西。「演出不要超過十二分鐘」本是相聲界的共識,但我們的出現把這一切打破了。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其實,我沒有破壞江湖規矩,只是當初人們成批破壞的時候沒有人提出來。這好比有一幫人開車在一條大路上走,這時候來了批人把司機打跑了,然後把車開到麥田裡了,在裡面開了三十年,我只不過又把車開回到大路上而已。

    這些年,經歷這麼多風風雨雨,有這麼三件事兒我印象特別深。

    第一件事兒是從2005年開始,相聲同行們每天都聽郭德綱的節目,從中找出一些可能引起麻煩的話題,抄送有關部門,一趟一趟的。第二件事兒是2006年,北京相聲界部分同行,發起了一個靜坐的安排,後來他們出了點兒矛盾,此事未成功。還有一件事兒就是眾所周知的「反三俗」,「反三俗」沒有錯,低俗、庸俗、媚俗,該反。關鍵是不該由一幫很三俗的人來「反三俗」。

    「反三俗」大會上我很感慨,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樣子,我特別想勸他們一句話,不要以勤工儉學的身份給我講黑社會的故事。人與人之間要想詆毀對方最好的辦法是從道德方面進攻。

    我這個人沒脾氣,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我跟誰瞪眼、着急、發火,這些我都沒有過。誰都不容易,包括助理,包括在我們這兒幹活的孩子們。

    比如,人家這孩子打河北農村跑到這兒來,一個月掙八百塊錢,苦熬苦奔的,本來就不容易,你再天天跟他大聲喊,不合適。你跟他喊的目的,無非是張揚你的個性,表現你要如何如何,把你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膽戰心驚上。我是讀書人,雖然說外界有些人把我傳得跟土匪似的,但實際上我願意是個文人,我不齒於這樣做。

    郭德綱: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那又怎麼了……

    說說你眼中的郭德綱是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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