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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與「一國兩制」

    鄧小平與「一國兩制」


    鄧小平是卓越的領導人,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習近平總書記曾高度肯定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指導我們實現香港、澳門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推動海峽兩岸關係打開新局面。

    「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

    改革開放之初,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向全世界宣告了爭取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京就香港問題投石問路,鄧小平會見麥理浩,明確提出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這次談話後,中共中央把解決香港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1982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第一次正式使用「一國兩制」的提法。鄧小平在談到祖國統一問題時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們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1982年3月20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濟民,介紹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這件事已經定了。一切文章都在這個前提下做。同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全面闡述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鄧小平指出: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裡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是中英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中共中央提出「一國兩制」的目的是為解決台港澳問題,而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一國兩制」方針首先在港澳得以實踐。

    毛澤東推進祖國統一思想的繼承者

    早在「一國兩制」萌芽時期,新中國制定港澳政策即在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使港澳問題配合外交工作,服務於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提出「爭取利用港澳華僑外匯」「把香港化為經濟上有用的港口」等思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中的「充分利用」也蘊含了利用「兩制」差異的思想。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愛德華·希思時就香港問題談道: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推進祖國統一的歷史重任就落在了鄧小平的身上。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是對毛澤東實事求是解決統一問題思想的繼承。1982年3月26日,鄧小平會見外國客人時指出:「我們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實事求是精神貫徹到指定政策、實行政策的各個方面。」1983年6月21日,鄧小平在談到中國統一問題時說: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有不同的社會制度,這是史無前例的。實際上,真正統一了,台灣一個制度,香港一個制度,大陸一個制度,大陸是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國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馬克思沒有講過這個問題,我們大膽地提了。如果不這樣設想,絕對不可能統一。這樣的設想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精神的。歷史上理解馬克思主義最好的是列寧和毛澤東,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把本國革命引向勝利,核心就是實事求是。「一國兩制」的提出與實踐正是遵循自毛澤東以來的實事求是精神貫徹到實行政策層面的結果。在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基礎上,習近平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判斷「變」與「不變」的關係,將港澳回歸後一段時間內實行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治港思路調整為「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進一步發展了「一國兩制」理論。

    推動「一國兩制」從理論走向實踐

    鄧小平指導香港回歸談判,推動「一國兩制」從理論走向實踐。首先,敲定與英國談判的前提——「十二條」方針。1983年,在廖承志的主持下,將原來的十二條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做了進一步的修改,於3月27日將修改後的方案上報中共中央。4月4日,鄧小平審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修改方案的請示報告》(即上述修改後的方案),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茲事體大,建議政治局討論。」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審議並原則批准了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修改方案。鄧小平在會上講話指出:這個「十二條」,是我們下個月開始同英國談判的基本方針。談判首先要確定前提,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這個問題是不容討論的。第二是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之後,香港怎麼辦?怎麼樣保持香港的繁榮?保持繁榮的辦法就是若干不變。第三是從現在起到一九九七年這十四年過渡時期中,怎麼保證香港不出亂子,雙方都不做損害香港繁榮的事情,怎麼做到順利交接,確定香港人怎麼樣在各行各業,特別是政治、經濟、法律、對外事務等方面逐步參與的方式。還指出:談判可能談好,也可能談不好,如果談不好,明年九月(筆者註:1984年9月),我們也要單方面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並同時宣布中國收回香港以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這「十二條」。「十二條」裡面有個「五十年不變」,這樣規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減少他們的疑慮;可以使人們更感到我們政策的連續性、可靠性,有利於我們和英國談判,有利於順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榮。所以,「五十年不變」是個大問題。其次,指導中方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進程。鄧小平規定的兩年的談判期限,讓英方意識到英國想要保留在香港的最大利益,就不能不做一些妥協。1984年4月18日,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在談到中國在香港駐軍問題時鄧小平指出:一九九七年後,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徵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鄧小平還同吳學謙、魯平談話指出:要了解香港的金融和人事方面的問題,處理過渡時期香港人的逐步參與問題。中心的問題是參與問題,主要是香港人逐步參與,中國銀行、香港的華人銀行也要參與。這個問題很重要。同月,鄧小平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旁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再次,在制定香港基本法的過程中發揮關鍵性作用。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以後,起草香港基本法就是重要的任務。關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如何在基本法中規定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劃分兩者的職權,這是要在起草基本法時重點考慮的問題。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談到基本法的起草問題時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還指出: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這種想法不實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那就非干預不行。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鄧小平的講話對在起草基本法時維護中央應有權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彭定康推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後,1992年10月29日,中方在《人民日報》公布了《中英雙方有關香港問題的七份文件》。1993年6月11日,鄧小平審閱編輯組報送的《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整理稿時指出:「可以把整個中英談判的過程搞個備忘錄,寫囉嗦一點不要緊,找個合適的時機發表,配合當前的鬥爭。要讓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義,我們是守信用的。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做一篇好文章。」在1993年9月下旬,中方公開發表了小平同志1982-1984年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三篇重要講話。分別為: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談話(1982年9月24日)、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的談話(1984年7月31日)和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0月22日)。講話的發表引起輿論的強烈反響,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總體來看,鄧小平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一國兩制」,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鄧小平對中國,也是對世界的重要歷史貢獻,鄧小平曾提出:「一國兩制」,這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可以延伸到國際問題。好多國際爭端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說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有的地方還可以用「共同開發」的辦法。不只是「一國兩制」一個方式,還有「共同開發」的方式。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什麼樣的和平方式?「一國兩制」「共同開發」。他們都說這是一個新的思想,很有意思。鄧小平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及對熱點問題的處理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為此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局鋪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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